琴按：原文于 1944 年 6 月 2 日（中华民国三十三年）写成，先生其时四十三岁，载于《求是》杂志一卷四号（同年 6 月 15 日出版），另有《补记》追述萧友梅事及《忍寒漫录》一则。此前已有《乐坛怀旧录》刊于《求是》一卷二号（同年 4 月 15 日，怀念萧友梅）。本电子版乃根据龙榆生先生手稿重新录入而成。原文未分节，电子版为阅读方便，将原文分成三小节，小节标题为编者所加。
易先生是个最有天性的人，我到学校上课之后，挟着书包喘吁吁的跑到他家坐坐，有时满身都是雪，他常是冲一杯热气腾腾的红茶，摸出几片饼干，给我取暖。这在患难中互相怜惜的情谊，是比任何高官厚禄，或者山珍海味，为更值得纪念！易先生晚年本来就常常生病的，末后两三年，除了脊痛之外，加上痔疮和肠胃病，困卧床蓐，转侧不安。他素来是很达观的人，到这时也就非常苦恼了。他曾对我忏悔着以前没有蓄积，留为防老之用，他劝我为儿女储蓄一点钱，免得事到艰难，无法可想，他说着流下酸泪来了！我素来是没有看见过他轻易挥泪的，我惭愧着没有能力帮助他，更感到自己的德业毫无成就，除了努力奋斗下去，还有什么方法来慰亡友于九原呢？我是二十九年的春季和他分手的，他的去世，是在三十年的冬季。在这一年多的中间，我常写信给顺宜去探望他的病状，据说他每次接着我的信，总是流下眼泪来。他比较好些的时候，也常写点诗词，和我酬唱。我手边检出他在临死前两三个月和我的《鹧鸪天》词，字体是歪歪斜斜的，一定是在病床上所写，真个一字一泪，令人不忍卒读！现在把它抄在下面：
鹧鸪天 次韵南村后湖见寄
鹧鸪天 再次前韵寄箨公二首
我验了信封上的邮戳，这四阕词是八月十四和十六两天发出的，以后似乎还有中秋和我的几首七律，可惜一时找不出来！过了不久，我的女儿报告易先生的噩耗，衣衾棺木[1]，都是朋友替他办的，我叫顺宜去代表吊祭，并且做了几首五言古诗哭他，当时写给汪先生看，说是非常沉痛，也托我送了几千元的赙仪。易先生遗命是希望葬在西湖的，可是时难方殷，那里办得到？后来俞夫人也死了，幸亏他的老友叶遐庵、郑韶觉诸先生，把易先生两夫妇合葬于上海近郊的广东联义山庄，并命羁禽，魂灵相守，应该也可以没有遗憾了！他的著作，除了《双清池馆集》（石印本，我曾题了几首诗）、《大厂词稿》（商务印书馆影印吕贞白陈蒙庵合写本）、《孺斋诗存》（吕贞白校定，陈蒙庵排印本）业经出版外，据《大厂居士遗墨选刊》所附小传上，说有《玦亭印存》、《孺斋印稿》，（都是用原印拓出的，我有一部。）《大厂画集》、《韦斋曲谱》、《杨花新声》、《识字字典》等数种，我不曾全部见过。其他的稿子很多，他在病中有意托我整理，后因我不在沪，没有取来，听到遐庵先生说，全都[2]交给王秋湄先生，现在秋湄也死了，我很盼望遐庵先生能够了此一重心愿。
易先生和我的交谊，是以词为因缘的。在十八年的春夏间，他兼任民智书局的编辑，替书局校印了《北宋三家词》、《伐檀集》，和他自己所辑的《韦斋活叶词选》。他常托我向朱彊村先生处借书，并且要求朱先生批评他所作的词，因为朱先生是词坛的领袖，也是以校刊宋元词籍为职志的。易先生的性格，原是倜傥不羁的，信手拈来的诗词书画，都是天机流露，妙趣横生！可是有一个时期，他对填词是特别严于守律的，不但四声清浊，一字不肯变动，连原词所用的虚字实字，都一一要照刻板式的去填。他因为寻常习见的词调，在宋人的作品里，也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律，不便遵守，就专选柳永、吴文英集中的僻调，把它逐字注明清浊虚实，死命的实行“填”的工作，拘束得太厉害了，就免不了晦涩难通的毛病，他自己的题词，有“百涩词心不要通”的说话，朱先生就借这句话，批在他的《双清池馆集》上，说这是“如鱼饮水，冷暖自知”，借寓规讽的微旨，而易先生是偏爱找这苦吃的，还要引诱我也去做他的同志，照样去死填，我也上过几次当，后来索性各行其是，声明这种束缚性灵的笨事，我是不甘心再干了。我对填词是主张苏辛一派的，和他恰立于反对的地位，也曾打过笔墨官司，还经过胡先生的调解。在《不匮室诗钞》（广州登云阁影印冯康侯写本）卷八里面，就屡屡涉及这场公案，如《读榆生教授（附注：原稿都有教授二字，印本删去）论学词文，九叠至韵寄之》云：
这前面六句，是为易先生说的，后面却很赞同我的主张。又《得鹤亭寄书，二十六叠至韵代简》云：
这时我和胡先生除了诗笺酬答之外，不但不曾会过面，连信也始终没有写过，他却拖出冒老名士[3]鹤亭先生来，调停我和易先生的争论。又《二十七叠至韵，答大厂论词二什，并简榆生》云：
又《榆生以答大厂作见示，二十八叠至韵，率呈两君》云：
这一场笔墨官司，也就此宣告中止。后来我到了广州，在旧历的大年夜，跑到香港和胡先生相见，他替我题受砚图云：
还算是这件事一个小小的馀波。汪先生最爱这第二联，见着我不知道念过多少次？经过这番调解之后，易先生对于填词的作风，也渐渐转变了。在胡先生逝世前一两个月内，我们三个人，同和文信国改王昭仪韵的《满江红》词，每人做了三首，这时我和胡先生都住在广州东山，相隔很近，易先生远在上海，却烦我来作传递人了！易先生改变作风之后，不到几个月，我也回到上海，彼此都贫病交迫，事实上也再没有推敲字句声律的馀闲了，偶然填一两首词，就相约用寻常习见之调。易先生和了许多玉田词，变艰深为平易，苍凉变徵之音，能移我情，他写了一本给我，希望我手写清本，替他影印，我至今还未了此心愿，（只把它分载在《同声月刊》，原稿给遐庵先生借去。）说来真觉对不起地下的故人呢！